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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赴港落地时间

萧红数字展馆  时间:2013-11-15 14:28:34   【打印本稿】【关闭】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端阳节萧红75诞辰之时...
     萧红故居,坐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

  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抗战时期飞赴香港,很长时间都为萧红的朋友所不能理解。在给华岗的信中,萧红写到她想回内地,“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到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萧红逃离封建家庭后,在流浪中经常受冻挨饿,在上海安定下来,又遇到全面抗战爆发,从上海撤到武汉再撤到重庆。无论怎样,萧红都没有像其他女作家如丁玲,在战乱中放弃文学。每流亡到一地,萧红就以当地百姓生活为背景,展开她的创作。因此,到香港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香港利于安心写作。这也是她给华岗信中所言关键点。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中再次强调,与萧红去香港,完全是因为轰炸影响了写作。

  重庆大轰炸后,北碚开始成为轰炸目标。“萧红日夜得不到休息,体力日渐不支,我便和华岗商量,谈到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桂林,一是香港。但华岗说,桂林不久也免不了空袭,还得跑警报,莫如去香港,那里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以华岗在中共圈子中的身份地位,萧红在重庆和香港,都不能说远离延安这个中心,她也始终没有和共产党的文化官员茅盾等人脱离联系。

  萧红到香港的另一个直接动因,是端木蕻良受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委托,为复旦大学在香港设立的“大时代书局”编辑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这一工作可能是在端木蕻良和萧红决定赴香港之后谈成的。香港生活费用与内地相比,仍然很高。但两人勤奋写作,以稿费维持生活当不成问题。

  萧红一度曾经为胡风对许广平关于她飞港前没与朋友打招呼,行止诡秘的说辞倍感痛苦。1940年7月28日,她给华岗的信中谈到对胡风的不满。

  那么,胡风关于萧红赴香港之行的话,为什么会对萧红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萧红究竟是担心胡风话语的什么内容,才会如此地“坐立不安的度过了两个钟头”?两人曾是老朋友,只不过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后,胡风有些不满,但也只是认为萧红和萧军分手后不必马上再结连理,考虑周全之后再做也不迟。从他的心意上,还是理智的成份更多。这样一对老朋友,为什么对萧红到香港产生异议呢?一是,萧红到香港确实显得仓促了些,朋友中很少有人知道,无端的猜测自然会生出来。二是,由端木蕻良自己所披露出来,萧红似乎是受了端木蕻良的牵连。“到香港后,后来艾青告诉我,我们去香港,胡风就给艾青写信,说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也去了香港了。后来胡风发表的信中,说端木在香港安下一个‘香窝’,这是何居心?当时作家的生活是疲于奔命,我们在香港还能建立一个‘香窝’?”这里萧红不满的应该是“汪精卫”三个字,很容易让人产生“汉奸”的联想。可以这样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尤其是文艺界动不动就把人往“汉奸”上联系的作法,让萧红非常愤慨。这些生活中不快乐的境遇,都变成长篇小说《马伯乐》的创作资源,小说中关于“汉奸”两字竟成为船老板骂儿子的笑谈。关于“汉奸”两字的流行,让很多好人包括胡风,不久后也遭遇了一次无中生有的诋毁。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里披露了活着的胡风竟然被证明是“汉奸”。丁玲认为,死亡对自己是很大的损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买赂这种无耻的人证了”。恐怕萧红并不知道她所憎恨的“汉奸”玩笑,也会被人挪用到胡风身上。由此可以看出,在抗战时期,作家纠缠在各种政治关系中,很容易受到伤害。

  赴港之事,除华岗外,还有一个人有记忆,即萧红青岛期间结识的朋友梅林。他回忆说,在重庆临江门看见萧红,她对他说过几天要去香港。还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她的飞港颇引起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她来信说明飞港原因,不外想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抗战以后她是只写了点散文之类的。”梅林的话应该是属实的,其实萧红飞港的理由真是简单明了,在没有飞机轰炸、不必天天躲警报、跑防空洞,可以安心写作。
走得突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据端木蕻良讲,因为机票紧张的关系,并没有时间告别。1月14日,萧红和端木蕻良去城里,委托在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的朋友袁东衣(端木蕻良在与葛浩文谈话时,特意说明20世纪80年代,袁东衣是天津政协委员,意思是袁东衣可以作证的)买票。“那时,票子很不好买,据说托人也得先一个月定座。到城里去找朋友,我想至少也得半个月才能弄到手,要带的东西是有余裕回学校整理。朋友晚上回来告诉我,十五号有一张,十七号有两张。……这样快买到票子,反而增加麻烦。”因此,机票到手太快而又舍不得放弃不易购买的机票,萧红和端木蕻良选择了“仓促离渝”,飞往香港。

  萧红到香港的落地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来自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所著《端木与萧红》一书,记载萧红到港的时间是1940年1月19日;另一提法是1940年1月17日,由端木蕻良侄子曹革成在《跋涉生死场的女人》一书中提出的。前后相差两天,资料来源均应是端木蕻良,差别虽然不大,还是辩析明白为好。

  曹革成还特别引证了端木蕻良写于1941年的《纸篓琐记》,指出:朋友晚上回来告诉他,十五号有一张票,而十七号则有两张。而十五号就是第二天,因为只有一张,因此他并没有走,因为十七日也只差两三天。经过考虑后,端木蕻良还是签字要了两张17日飞往香港的机票。

  据当年史料记载,萧红与端木蕻良1940年飞往香港时,机票确实紧张。

  1938年,中国航空公司由香港飞往重庆的票价为港币320元,每周二、四、六通航。到了1940年,香港至重庆的机票,无论是中国航空公司或欧亚航空公司,都已涨至港币400元。

  端木蕻良所言托朋友买票,“原以为飞机票紧张”应是实情。曹文引端木蕻良写于1941年的回忆,距离事情发生时间并不遥远。

  故而,本文取曹革成的观点,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较为可靠。

(编辑:郑超  作者:郭淑梅  来源:《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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