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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萧红国际化文学基因的生成之地

萧红数字展馆  时间:2014-05-15 09:57:34   【打印本稿】【关闭】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端阳节萧红75诞辰之时...
     萧红故居,坐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

  萧红的居住地是商市街25号,地处道里商圈,萧红经常逛中央大街,街上行人各国的都有。饮食、服饰、歌唱等许多日常生活习惯,都已脱离了小城镇呼兰的圈囿。朋友们常忆起萧红拿手的牛肉汤,其实就是哈尔滨最流行的家常菜“苏泊汤”。

  哈尔滨是萧红的文学福地,初登文坛的萧红在哈尔滨发表了《王阿嫂的死》,与萧军合集出版了《跋涉》。因为是一位“在现实中熬炼过”的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家,萧红被当时奉天(沈阳)的评论界称作“东北的丁玲”,有着耀眼的发展前途。但由于《跋涉》的出版涉嫌反满抗日,此罪轻者监禁,重者杀头,她和萧军不得已从哈尔滨出逃。临别时,萧红叹息道:“哈尔滨就要与我们别离了……看不见松花江了。”然又决绝地说,“只要‘满洲国’存在一天,我们是不能来到这块土地的。”背井离乡的萧红在上海成名。

  从萧红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来看,作为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文艺青年,她最终没有躲在象牙塔里,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而是把作品深深植根于人民,与苦难深重的战乱中的平民百姓一道歌哭,其中,哈尔滨“牵牛坊”的奠基作用不应被忽视。萧红在文坛享有盛名的《生死场》发表在1935年,由鲁迅写序,并在上海出版。然而,《生死场》的前两章《麦场》、《菜圃》早在1934年4—5月,就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在萧红文学创作的第一时间段,哈尔滨“牵牛坊”就在她面前打开了文学国际化的窗口。

  研究萧红的学者都十分清楚,她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常有出人意料之笔。单纯就某种理论和评价体系,是无法归纳萧红的。萧红永远变换的文学创新,是其对现代文学史的特殊价值。研究萧红创作的开放体系,有一个关键环节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即萧红早期与国际接轨的文化自觉形成于在哈尔滨生活的那段日子。

  但早在萧红诞生前,她脚下的土地就被日俄争来夺去,殖民化了。1904年,为报沙俄等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日本在东北的土地上与沙俄展开了“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为结局。跨越三省的中东铁路,以长春为界划为南满和北满,北满仍归沙俄掌控,南满则由日本宰制。清政府为制衡沙俄和日本,在东北全境展开“新政”,对外开放商埠地。北满重地哈尔滨迅速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商贸中心,不同肤色和操持不同语言的侨民和移民,纷纷涌入哈尔滨谋生。人口构成“五方杂处”,生活方式千变万化,这就是萧红在哈尔滨生活时的社会背景。

  萧红的文学基因一部分是传统文化,来自其祖父,另一部分来自于国际化大都市哈尔滨。到哈尔滨读中学、结交朋友、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塑造社会化人格,使萧红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在文坛闯荡后,加入“维纳斯画会”、“牵牛坊”、“星星剧团”,每天都与诵诗、画画、写小说、编演戏剧的城市文化人打交道,这些很快就熏陶出她文化人的生活习惯。

  在日常生活中,萧红逐渐形成了三种文化选择。

  一是修习俄语,为文学的世界化做准备。哈尔滨的俄国移民众多,私家学校和家庭教师的普及,使满足交际或求职需要的各国语言传播成为可能。萧红初登文坛,在《大同报》、《哈尔滨公报》、《国际协报》等报纸副刊上写稿维生。在萧军的朋友黄之明的帮请下,“两萧”有了俄语家庭教师佛民娜。在《索非亚的愁苦》中,佛民娜成为索非亚。她对萧红的影响首先是语言的纯净和欧化,剔除了旧文人的文言文写作痕迹。“两萧”学俄语,还希望阅读原版文学名著。“牵牛坊”的参与者大都有很好的俄文底子,圈中俄语颇为风行。把俄语当做直接阅读外国名著和交际工具一直是“两萧”都很认同的观点。萧红在《我之读世界语》里也有表述,“当我第一次走进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时候,我的希望很高。我打算在一年之内,我要翻译关于文学的书籍,在半年之内我能够读报纸”。萧红终其短暂的一生,都保持着学习外语的兴趣。

  二是日常审美情趣深受异域风情的影响,使萧红终身都避免了种族间歧视的狭隘的民族观。萧红的居住地是商市街25号,地处道里商圈,萧红经常逛中央大街,街上行人各国的都有。饮食、服饰、歌唱等许多日常生活习惯,都已脱离了小城镇呼兰的圈囿。朋友们常忆起萧红拿手的牛肉汤,其实就是哈尔滨最流行的家常菜“苏泊汤”。萧红率性而为,喜欢与朋友叙谈,唱歌跳舞,在流浪中具有乐天单纯的品性。萧军“哥萨克式”的格子衬衫,也是萧红为两人去见鲁迅而缝制的。

  但萧红的日常审美并非总是得到朋友赞赏。聂绀弩一生想为萧红做“女英雄传”,他为萧红写下了“天下文章几儿女,一身争战贯初终”、“英雄树挺有君风”等赞美的诗句。但有一次,萧红烫头发的女性化举动却让他备感失望。对于写了《生死场》、再写《马伯乐》的萧红,朋友也有微词。20世纪40年代,柳无垢(柳亚子次女)在香港发表怀念文章,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失去她旧有的新鲜和反抗的朝气。有时,朋友们谈到她,会带着亲切的责备说,呵,她只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然而,萧红并不是丁玲,她不会去学骑马、跨枪打仗,她在哈尔滨获得的“五方杂处”的文化滋养,注定让她走上自由开放、无所禁忌的艺术之路。

  三是关于萧红文学国际化的自觉。“五四”后出现的大量白话翻译文学,催生了一批以文字谋生的写作者。哈尔滨与沙俄以及其后的苏联互为交通的地缘优势,对文坛的直接影响是翻译盛行,文学因此打开了国际化的大门。罗烽在《大同报》上发表作品,喊出了“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的口号,这独特的国际化视野和开放包容特质,是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备和隔膜的。萧红在《一粒土泥》中写道:“将来全世界的土地开满了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要记起,亡友剑啸,就是这开花的一粒土泥。”其中,“全世界”的用法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萧红国际胸怀的体现。

(编辑:郑超  作者:郭淑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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