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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和张爱玲的乡村书写

萧红数字展馆  时间:2014-06-19 09:39:52   【打印本稿】【关闭】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端阳节萧红75诞辰之时...
     萧红故居,坐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

  萧红的书我读过许多遍。截止到现在,我仍旧觉得,在萧红的作品之中,比较好的作品还是《呼兰河传》。

  看到萧红笔下的句子我总是会联想到自己的写作问题,比如《呼兰河传》的开头——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更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如果是我写,我会写成什么样子?

  这就是我经常琢磨的问题。

  我要写出冬天的残忍,同时又必须与萧红不同。

  所以有时我特别庆幸在寒地的中国出现一个萧红——她通过她的作品把她的写作经验间接地告诉我:你怎么观察你的生活,怎么记录你的生活,然后如何经过挑选这一步骤,最后把它们有机地呈现在你的作品之中。

  这里提到的每一个关口其实都是实在的考验。而且它要求我不仅要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必须将之付诸实践。懂得道理和付诸实践之间相差的可能不止千里万里。

  所以我只有写而已。

  萧红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

  想想自己二十九岁的时候在写什么?想想自己三十一岁的时候在写什么?

  我今年已经四十七岁,比萧红至少多写了十六年。

  但是写到什么程度了呢?实在需要自我反省。

  虽然文学不是世界杯这样的体育比赛,不需要分谁先谁后,但是从写作心理学来说,你必须思考,同样都是作者,为什么萧红写出这样的作品,你却写出那样的作品?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又是什么?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之间的可比性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这些都需要思考。

  不管最后的思考结果如何,我想自己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不能停笔,其次就是继续进行文学才能的自我训练,边训练边写或者边写边训练。这一点我相信萧红的写作经验。

  萧红作品的前后质量,反复对比之后我觉得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她早期的新诗,如果按照当时的文学标准判断也是不能与徐志摩相提并论的——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萧红,而是为了说明萧红并不属于一种看不出成长轨迹的作家。那种作家横空出世,甫一出手就是成熟之作,几乎看不出任何的训练痕迹。这种神秘的作家确实是值得羡慕的,但却是不能学习的,所以与我没什么关系。

  萧红始终都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作家,从青涩到成熟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成长轨迹。而且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判断萧红的这种进步就是通过写作,通过不断自我训练取得的。

  这种经验对我来说是宝贵的。这就是说我对自己必须反复强调写作的不间断性,必须反复强调写作的成长性。

  事在人为,天意的部分我实在管不了,那么我就把人事部分给做彻底了。这就是说,我必须把自己的有限能力发挥到它的尽头,这样闭眼的时候就没什么遗憾了。

  到时候我就可以说:我就是这个水平。我就是这种命运。非战之罪也。

  张爱玲比萧红小九岁,她写《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时候只有三十四岁。她笔下的乡村与萧红非常不同。不仅内容不同,而且表现形式不同。我坚信一个职业作家会比一个读者更加关注表现形式的差异。比如《秧歌》中小贩与老太婆谦让芝麻糖的段落——

  路上来了个老太婆,叫住了那小贩问他芝麻糖的价钱。她仰着脸觑着眼向他望着,忽然高兴地叫了起来:“咦,这不是荷生哥么?你们家两位老人家都好?荷生嫂好呀?你四婶好?”

  那小贩起初怔住了,但随即想起来,她是他四婶的娘家亲戚,仿佛曾经见过两面。

  ……这小贩这次就不肯告诉她价钱了,他弯腰拣起两根棒糖,硬塞在她手里。“大婶,这个你拿去吃。尝尝,还不坏。”

  她虎起脸,推开了他的手。“嗳,不行,不行,没这个道理!这些年没见面,哪有一见面就拿人家的东西?”

  “你拿着,拿着。带回去给小孩子吃。”

  “这倒是想买点回去哄哄孩子们,不能叫你送。我自己是吃不动它了——老喽!牙齿一只都没有了喽!”

  两人推来让去好一会,那两根亮莹莹的白花点子小黑棒渐渐溶化了,粘在小贩手上。他虽然面带笑容,脸上却渐渐泛出红色,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费尽唇舌,那老太太终于勉强接受了,满腔委屈地辞别了他,蹒跚地走开去。她这一转背,小贩脸上的笑容顿时移转地盘,在老太婆的脸上出现。他板着脸挑着担子走了,她却是笑吟吟的,小脚一拐一拐的,走过那一排店铺与茅厕,出了市镇,向官塘大路上那座白粉墙的亭子走去。

  如果没有后面一段谦让芝麻糖的描述,前面的交谈部分几乎就是一张纯朴的乡村风俗画。虽然关于娘家人多还是婆家人多,新娘先到还是新郎先到的相关议论,显示出乡村伦理的坚固和某种如今仍在流行的滑稽的社会秩序,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符合一般城市读者想象的乡村内容。而且不少作家尤其是不少散文作家正是如此书写乡村的。

  但是通过谦让芝麻糖的细节以及相关描述,张爱玲却把温情脉脉的交谈面纱自然而凶狠地揭掉了。她运用近于零度色彩的书写方式将小贩和老太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完全表现出来。这两个人物表面上看起来都非常热情,但是心里却各打各的主意。老太婆的目的是买便宜的芝麻糖,而小贩的本来目的是卖芝麻糖,但却因为涉世不深或者是礼教限制,终于被老太婆拐到乡谊的沟里。最后小贩将芝麻糖送给老太婆,老太婆得意地获得占便宜的胜利。这种表面与内心的差异,是通过前面的语言交谈和后面的细节描述体现出来的。交谈的色调是热情而温暖的,代表着乡村世故的一面,而描述的色调却是冷冰冰的,代表着乡村自私的一面。尤其是这一句:“小贩脸上的笑容顿时移转地盘,在老太婆的脸上出现”,类似电影镜头转换一样,把双方的得失关系和输赢关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进而深刻地总结出乡村世故之中庸俗与功利的特征。这种高度浓缩的精确写法的确让人动容。

  人情世故之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质,乡村的热情熟络之中可能包含着功利的目的。这与萧红书写乡村罪恶的笔触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表现方式。张爱玲的方式是描述与表现,作者躲在文字后面,而萧红的方式是叙述与议论,作者站在文字之间。这些不同的表现方式对我们书写熟悉的或者陌生的经验都是有明显的借鉴作用或者帮助的。

  萧红生活在呼兰,对乡村和城镇生活非常熟悉,所以她笔下的乡村人物大多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人物,这也就是有人说《呼兰河传》是萧红自传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始终都能清晰地看到萧红如何把自己的个人经验甚至是体验写进了作品。而张爱玲却一直生活在都市之中,对乡村和城镇生活应该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猜测她所书写的乡村人物主要来自于观察而非体验。这就意味着,是她全面的观察为她事先奠定了坚实的书写基础,而她的写作手艺则使“她的观察内容被精确地呈现出来”获得了技术保障。

  所以我们从萧红以及其他前辈同行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后来的写作者的福气。我想这同时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纪念萧红的文学原因。

  每一个前辈同行都是我的老师。虽然萧红可能比张爱玲看起来更亲切一些,但是从文学价值上来说却是一样的,从而使我们更加关心——怎么写出达到自己能力极限的作品。

(编辑:郑超  作者:桑克  来源: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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