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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萧红的小说

萧红数字展馆  时间:2014-07-07 09:28:34   【打印本稿】【关闭】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端阳节萧红75诞辰之时...
     萧红故居,坐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结构零散,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故事,相对完整的情节可能就是小说中关于金枝的命运的叙述了。金枝小的时候跟她的母亲到自家的菜园子里,不小心踩坏了一棵菜,她的母亲便骂她,打她。萧红写道:“母亲是爱她的孩子的,但母亲更爱她的菜,她的庄稼……妈妈们摧残着孩子,永久疯狂着。”
  
  萧红笔下的那个年代的乡村景象堪称惨烈,然而我相信却不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也是以后几十年里中国乡村的日常。我小萧红60岁,萧红1942年去世的时候,我的母亲还没出生呢。不知道是值得遗憾呢,还是庆幸,萧红笔下的惨烈的乡村景象竟一点也不让我觉得有丝毫的夸张,因为这些也是我曾经耳濡目染的生活。
  
  很多词我是先知道音,然后才晓得具体含义的。比如“婊子”这个词。我最先知道这个词是因为我们那里祖母骂孙女、母亲骂女儿时常用到这个词,有时甚至还要咬牙切齿地加上“千人压万人上”作为定语。很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知道了“婊子”这个词究何所指的时候,无异于五雷轰顶之余,我首先想到的是,本该是慈祥和蔼的那些祖母、母亲们为何竟会如此恶毒地诅咒自己的孙女、女儿去从事她们眼中天底下最肮脏的行当?
  
  如此凶狠、恶毒背后的原因却并不复杂——“穷”。难以想象的贫穷的痛苦,在一个家庭里大部分要由“主中馈”的母亲来承负的,重压之下,她们需要发泄的出口,向异姓旁人发泄无异于找人“撕嘴”,于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就成了她们经常的宣泄情绪的出口;而况贫穷的压迫本就会扭曲人身上的自然本性,甚至湮灭人身上的父性、母性。《生死场》中金枝和成业结婚后有了孩子,贫贱夫妻百事哀,在一次争吵的盛怒之中,就把出世才一个月的女儿活活摔死。孩子死了,最悲伤的不是父亲、母亲,而是故事的叙述者女作家萧红,她以《生死场》中难得一见的柔软的笔调写道:“小小的孩子睡在死人中,她不觉得害怕吗?妈妈走远了!妈妈啜泣听不见了!天黑了,月亮也不来为孩子做伴。”极端的贫穷甚至把人降低到低等动物的水平。《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写女人的生产。新生命的诞生在萧红笔下没有丝毫的庄严与神圣,而是充满了恐惧、痛苦、血腥与污秽。由于贫穷,女性生产没有起码的卫生保障。萧红饶有深意地先写猪在“生孩子”,狗在“生孩子”,最后才写人在生孩子。写完这些,萧红有一句后来被人一再引用的慨叹:“在乡村,人们像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以我的阅读经验观之,对金钱的腐蚀作用揭示得最触目惊心的是巴尔扎克,揭示得最深刻的则是雨果。在1869年写成的长篇小说《笑面人》中,雨果以象征性的笔法写道:“黄金的体积每年要磨去一千四百分之一。这就是所谓‘损耗’。因此全世界流通的十四亿金子每年要损耗一百万。这一百万黄金化作灰尘,飞扬飘荡,变成轻得能够吸入呼出的原子,这种吸入剂像重担一样,压在良心上,跟灵魂起了化学作用,使富人变得傲慢,穷人变得凶狠。”雨果的深刻在于发现了金钱不仅腐蚀有钱的富人,也腐蚀没有钱的穷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穷人变得凶狠的可能性比富人变得傲慢的可能性还要大。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穷与富不单单是经济地位的判断,同时也是道德判断,这当然很不正常。余生也晚,等我出生的时候,富人阶层已被革命的风暴荡涤一净。在我们后来接受的教育中,有钱必意味着人性的沉沦与道德的堕落;贫穷则几乎就是淳朴、善良等美好人性的代名词。小的时候,从电影上看到的大户人家的少爷几乎无一例外地张牙舞爪、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上海人陈丹青虽也长在红旗下,却有机会见到过当时已经沦为政治贱民的民国富家子弟,根据他的印象,“他们对钱根本没有概念,单纯得很”。这或许要惹得“穷哥们”不高兴,我却越来越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不憎恶穷人,但我憎恶贫穷。我期待着经济学家理想中的“橄榄球型”社会的到来,如大旱之望云霓。
  
  单就文本的优美与精致而言,《生死场》是没法跟萧红后来的《呼兰河传》相比的。写《生死场》的时候,萧红的语言训练和修辞训练都不够,以致《生死场》文本特别粗糙,若是写在今天,断无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但《生死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又非《呼兰河传》所能及,它几乎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使萧红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左翼作家。

(编辑:郑超  作者:丁辉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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